[人物]李小文:科学就是追求简单


 

李小文:中科院院士,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名誉院长,教授

 

“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儿”

 

  记者: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?

  李小文:基本上没什么关系。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工程师,母亲是会计。小时候,家教虽然严,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,没时间管。四岁的时候,他们没地方放我,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。初中的时候,我上的是一所很一般的中学,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,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,但我做题比较灵,也比较快,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,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,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,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。

  记者:上了大学还这样吗?

  李小文: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,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,不爱做作业。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,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“置疑”,“置疑”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,补完再去参加考试,免得不及格。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“置疑”是很丢脸的,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,跟老师乱扯一通。临走时,老师总会说,你别置疑了,去考试吧。

  记者: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?

  李小文: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,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一篇姚文元《评海瑞罢官》的文章,心里很不服气,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《光明日报》寄去,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。可没想到,形势突然变了,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,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,成为批判我的罪证。

  我们毕业时,毕业去向分了四档,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,能分到国防科工委;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,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;第三档是普通人,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;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,谈不上多大的罪,没什么大把柄,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,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,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。

  记者: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,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?

  李小文:
在农场就是磨时间。出路肯定是要想的,但也不知道在哪里,那时候,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,只能等,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“郁闷”。不过,我想,如果以后能再分配,要先有一门手艺,所以在农闲时,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、拖拉机什么的。一年半以后,算是照顾夫妻关系,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,当时是很高兴的,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。

  记者:进工厂后,感觉好些了吧?

  李小文: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不会表现自己,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。一开始,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,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,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。后来,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,让我负责,还让我带了个徒弟。后来又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,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。

  记者: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,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?

  李小文:
考研挺偶然的。那天,我在绵阳的厂里,下午4点,支部书记过来聊天,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,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,就说,考也行。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,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,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,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,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没有支部书记偶然的谈话和厂里人的挖苦,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。
 

  

一边学遥感,一边看小说

 

  记者: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,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?

  李小文:到了中科院,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。实际上,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,我1977年报名,1978年参加考研,还没有录取,就被通知去参加英文统考,然后就出国了,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。

  记者:所以,直到去了美国,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?

  李小文:那时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,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,学得太差不好意思,所以,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。

  记者: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?

  李小文:读小说。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,都是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。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、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,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。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,借多少都没限制,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,一次借一袋。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,最喜欢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。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。

  记者:一边学遥感,一边看小说,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?

  李小文:
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。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,有时间就看看小说,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。

  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,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,叫我们回来,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。不是我们觉悟高,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。当然,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,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,不回国问心有愧。

  记者: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,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?

  李小文:我当初考研究生时,有一道题,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,只是没看见括弧,所以疏忽了。当时,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,很想考上,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,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,只是没看到括弧,大意了。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,说,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,所以,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。这点让我特别感动。现在,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。

  记者:感觉你是个很随性的人。

  李小文:我这个人随性,但不懒散。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,能够交差。


 

遥感基础研究,要在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

 

  记者:什么是遥感?

  李小文:我们每天看到的卫星云图,就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遥感技术。不过,卫星云图是最粗的观测图,最细的可能用在军事侦察上。比如要弄清楚本·拉登确切的藏身地点,就能用遥感技术。遥感的优势在其尺度问题,而关键难点也在于尺度问题。遥感具有宏观性,也可以具有微观性。例如普通的卫星遥感具有宏观性,而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却具有一定的微观性,但都属于遥感。

  记者:你在遥感领域的独特发现是什么?

  李小文:我弄了个几何光学模型。这个说起来很简单,原来用的是大气遥感理论,从飞机或卫星上看地面,假定大气均匀,就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,这是比较成功的。但当我们搞地面遥感时,就要分析地面结构的表面反射,要用一个很不好解的微分方程来处理这种表面反射。阳光下,大气本身是不投射阴影的,而地球表面,无论是树木还是建筑物,由于照度不均匀,沙漠里面的砾石它都有背阴面和向阳面,要投射阴影,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来解。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模型。

  记者:在遥感领域,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?

  李小文:在这个领域我们总是在跟随。别人搞SAR,我们跟着搞SAR;别人搞InSAR了,咱们也搞InSAR;好,别人搞POLInSAR了,咱们又……我问搞高技术的,为什么你们搞SAR的时候,就想不到InSAR,干涉全息对你们并不新鲜。他们说,我们不知道应用上有此需求。我问搞应用的同样的问题,回答是,我们当时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。所以我们搞遥感基础研究,就要在搞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。应用上有需求,就要敢想技术上怎么满足;技术上有新玩意,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。
 

  

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

 

  记者:你觉得一个科学家的学识和人品有着怎样的关系?

  李小文: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。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;Y轴代表人品。在X接近零的时候,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。但随X增加,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。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,柄斜向上。有时候,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,把自己作为一个数据点,标上去。三年五年以后,可以看看自己的轨迹,自我评估一把。当然,不用给别人看。

  记者:你是怎么看待科学的?

  李小文: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,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,够了就行。

  比如,要在庄稼地里防麻雀,扎一个稻草人,给它插两把蒲扇,风一吹扇子就动,就够用了,这是最简单的,没必要找个真人或是弄个超女来站在那里。如果不清楚这个道理,就会犯错误。我上初中时,国家号召除四害,发动老百姓都去赶麻雀,不让它们落地,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。但你想想,是先把人累死还是先把麻雀累死?

  记者:你的简单性原则是不是源于当时赶麻雀累着了?

  李小文:没有,我当时偷懒来着。老师让自由组合,我们调皮的同学就自己组合到一起,用水壶罐满烧酒,躲在农民的地里喝酒。我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。


 


 

(北师大校报)